徐峥又来了，让我们先看看三年前那个创造票房黑马的他
徐峥带着《港囧》回来了，这是继他的导演处女作《泰囧》之后《人在囧途》系列的第三部影片。三年前《泰囧》以黑马的姿态狂收12.5亿票房，我们当时问他为何能首次执导就这么成功，他把这种成功归因为“对文艺腔的摒弃”，并且觉得自己创下的国产片最高票房的记录很快就会被人破掉，但是三年过去了，这个记录依然岿然不动。● ● ●
徐峥：一个文艺青年的突围撰文：李冰清
徐峥正患感冒，呼吸里有鼻音的撕扯。他把自己裹在羽绒服里，鼓鼓囊囊的，比银幕上那个穿衬衫西裤的徐朗圆上一圈，精神气儿却颓下几分，有些无可奈何的疲惫感。彼时他的导演处女作《泰囧》已经突破12亿，以黑马姿态创下华语电影票房新高，这一切对徐峥而言，也近乎一场突如其来的感冒。
“12亿”的确是个天文数字，以至于他在表达某些观点前会有微微的犹豫，总是加上“从某种程度上来说”一类的说辞，尽力让后面的句子更显客观和慎重。见徐峥的前几天我正好遇见黄渤，他提起“12亿”时哈哈笑：“我和徐峥说，你一下把自己放到了人生顶端，以后每段都是下坡路”。徐峥也笑，事不关己似地扯起嘴角：“这个纪录很快会被人打破，你信不信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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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学三年级时，徐峥第一次登台表演。小学到初中的课余时间，他几乎都花在了上海市市少年宫的戏剧组，可以自由出入那座位于静安区腹地的白色大理石宫殿，在电影剧场里看动画片，他倍感自豪。戏剧最初的吸引力中，多少掺杂了点儿虚荣心的成分。
他曾模仿春晚的哑剧写剧本，当作文交上去，老师批注回复：你应该把它演出来。第一年他一个人演，第二年他把全班组织在一起演，改编剧本，分派角色，几乎是个导演。演出很轰动，**时他得意洋洋，穿过女同学们“异样的目光”落了座，却有人悄悄凑过来说，“刚才你在台上的时候，裤子拉链一直没拉上。”
后来他结识了一批上海青年宫话剧团的朋友，又加入“人艺之友”话剧社，成天挤在一堆票友中看话剧。他记得剧场后台的样子，也记得侧幕条、舞台、观众席还有化妆间的不同。偶尔他也客串些角色，人艺排《原罪》的时候，他演奚美娟的儿子。那段日子他每天都在兰心大剧院的后台做功课，演出完毕，演员何政军就用自行车把他驮回家。
因为醉心于话剧，他的成绩平平，高中时更是严重偏科，打开成绩单，化学那栏是一片惨不忍睹的红色——“戏剧学院”像是个更安全的去处。他本来打算去北京，可那年中戏只招**班，北电表演系初试就把他给刷了下来，对此他很是无奈，“从此我对北电就没什么好感。后来看那届也没出什么人，难怪老师不招我。”
就外在条件而言，当时的徐峥并没有特别的优势。那时主流戏剧学院的男生个个浓眉大眼高鼻梁，徐峥不是那个范儿，体重还不到120斤，瘦骨伶仃的，“而且所有人一听我这嗓子，都说你别考了，你考不上。”最后，他以专业前十的高考成绩考取了上海戏剧学院，那封用粗体钢笔手写的录取通知书，他反复看了许多遍。
家里同一辈的孩子中只有他走了文艺这条路，但隔上一代看，他也不算是个意外。徐峥的外公是杭州西泠印社的第一代成员，专攻国画，爷爷早年靠手艺谋活儿，替人画广告商标，总是握着支小笔，描得最多的，就是回力运动鞋那个拉开弓的小人儿。爷爷还是个影迷，退休后蝇头小字的功夫没散，自己在各种各样的小本子上画格子，把年轻时看过的电影一部部记录下来，按片名的笔画字数、出品分类，自己建资料库，徐峥看得叹为观止。
小时候，看电影是全家的一项重要活动。徐峥至今仍记得前一天就抓耳挠腮的心情，开场前人山人海的躁动，还有老式电影票的模样：长条，竖排字，红色座位号。父母当时都拿一份再普通不过的工资，看完电影全家若还能去南京路上的东海咖啡馆吃顿西餐，简直是节日。他们和当时绝大多数的上海家庭一样，朴素、平凡，但总觉得不该让自己的面目模糊，把日子给过俗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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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进上海戏剧学院，徐峥就被北方同学的普通话给震住了，“我突然觉得，上海延安西路华山路的这个院子，其实是一块北方的土地。”北方的同学台词好，身形好，徐峥觉得自己成了一种弱势力。一年级的时候，他还认认真真一堂课不落做笔记，再往后，就开始觉得没意思。
“我一直坚定地觉得我们的戏剧教育存在着很大的问题，为什么要上台词课？就是表演嘛，表演对了，台词自然就对了。学校都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，但在世界戏剧范畴中，这本来就只是很小的一支分支，很多教育观念，我觉得很可笑。”他羡慕去耶鲁念戏剧的友人，花两年的时间先看完不下200个剧本，把各个流派捋一遍，“可我们呢，还在排《雷雨》！”
当时他有一个“小团体”，有作家，有舞美设计师，有画家。他们一起讨论萨特和加缪，一起听摇滚乐，一起蔑视这个庞大、坚固但不怎么合理的体系，寻找属于自己的夹缝。他在艺术节上看到德国艺术家的表演，很是羡慕他们的想象力：“我意识到，他们的戏比我们的发达许多许多，因为它是从正确的系统里衍生出来的，泡一杯茶，翻一本说明书，一种状态……生活中所有的元素都通过戏剧的手段来表现。”他不明白，为何在国外被定义为“戏剧”的表演，在国内只能是“话剧”。 让他烦恼的，并不止象牙塔里这些形而上的东西。上世纪90年代中期，“钱”这个字儿不再那么敏感，学校里有人开始挂BB机甚至握大哥大，有人开始傍大款，出入光鲜；也有人无所适从，过剩的荷尔蒙，有些用打架来发泄，有些用恋爱来排解。在徐峥看来，他们都试图留住一点儿愤怒的基因，用一种荒诞的方式证明自己是英雄。他隐隐听到时代的洪流在远处轰隆作响，却不想它已经化作细流淌于脚下，自己也身不由己，随波逐流。
毕业前，比徐峥低几级的李冰冰因为接拍玉兰油广告，拿到了26万元的酬劳，在当时，这无疑是个天文数字。周围的人大多还在为毕业分配的去向烦恼，为生计提心吊胆。徐峥虽然顺理成章进了上海话剧艺术中心，但没什么话剧找他，也没有影视剧找他，他试图思考“怎样才是对的”，却发觉“怎么着都不对”。
有时徐峥会去外滩一带的酒吧坐坐，有个会弹钢琴的歌手让他觉得与众不同——那是刚刚辞去上海音乐学院教师职位的李泉，他想专心于创作。他也注意到一个叫娄烨的导演，他拍了一部叫《周末情人》的电影，王志文戴着墨镜在舞台上唱摇滚，有种特别的调调。他羡慕这些人的创作能力，原生而蓬勃，可自己能够探索出怎样的创作方向来？他没有答案，甚至没有勇气去逼问自己，“我不是不合群，也并非无奈或者麻木，只是觉得好像没有办法脱开整个环境，去做一张单纯的白纸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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毕业后的那几年，徐峥过着一种闲散到逍遥的生活：每天睡到自然醒，出门把沿街的书报亭扫一遍，握着《三联生活周刊》或者《上海文化艺术报》拐进申江咖啡馆，点杯咖啡消磨几个小时。折返的路上他会淘几张打口唱片，顺道去菜场遛一圈，蔬菜之外带上几枝鲜花，回家自个儿插花看碟做饭。
他总是从常熟路步行到复兴路五原路的交界处。那一带旧属上海法租界，是上海老话里标准的“上只角”，细密的街道被小心翼翼地笼在梧桐的树荫下，风一起，就撇散了市井的腻燥气。上海的歌剧院、京剧院、图书馆、话剧中心、音乐学院参差错落在前后几条街上，纵横出一片令人凝神的静谧感，也护卫着一方隐于市的空中楼阁——它恪守的节奏独立于时代之外，不疾不徐，如钟摆嘀嗒般永恒。
这种节奏，徐峥从小就熟稔于心。他从未真正踱出过那一方天地，从出生到大学毕业，辗转腾挪，连邮政编码都不曾变更过。他自小在位于常熟路的花园洋房里长大，祖孙三代挤得捉襟见肘，却不损老房子的矜贵。那座洋房曾是上海租界大法官郁华的府邸，他是左翼文学家郁达夫的哥哥，1939年被暗杀时，就倒在弄堂口。时过境迁，洋房变成了集体宿舍，徐峥从来没有过自己的房间，也谨记父母在人群中“要识相”的教诲：不惹口舌，不添麻烦。比起杨浦、普陀那一带工业区周边新兴公房里长大的孩子，西区老屋渗入墙缝中的历史，让他多少有些“非池中物”的心气儿，但正如一句歌词里写的那样，“天天都想离开，却不知道到哪里才能换骨脱胎”。
1998年，徐峥自导自演了两部“形式上有点儿突破”的先锋话剧，《拥挤》和《母语》。《拥挤》只有他一个人在舞台上，没有传统的“三堵围墙”，并非“现实题材”，他用肢体语言配合灯光、舞台装置，模拟“拥挤”的状态。叫好声有，争议声更大，演完了，徐峥继续回去排那些他“看不上的戏”。《商鞅》在1996年至2003年里公演了四次，他就反复演了四次祝欢，“从纯粹的演员角度来说，一开始还是挺磨炼我演技的，但到后来，那样的演出已经没什么意思了。”
他想过自己组建剧社，最后还是安安分分地留在了话剧中心，“如果自己是个搞画画的，那么顾自己的温饱就行。可剧团需要经营，要有产出。”他掂量一下自己，不够成熟，也不够市场号召力，基本定位只能是个演员。那时话剧不景气，舞台上一时成不了角儿，他就去演电视剧。
“我没有过挣扎。我们没有一套完整的文化保障体系，艺术青年们走上社会时都会面临理想和生存的矛盾。我们的戏剧教育又不那么正统和全面，很容易受到娱乐圈的冲击，很多人会分辨不清自己在做‘艺术梦’还是‘名利梦’——热爱表演的人，总是希望有更多戏可以演，有更多观众喜欢自己，会有一些雄心。很多人都做出了妥协，然后慢慢寻找回归的路。”
只是在接戏的时候，徐峥给自己定下一个原则：只演男一号。1997年他和李冰冰主演了《风生水起》，那是他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电视剧作品，之前那些看起来机会不错但属于龙套类的角色，他都推了。“我发现，只要你在一部戏里演了二号、三号，别人就会一直找你演二号、三号，很难改过去。角色不分大小，但我觉得，只有演了男一号，别人才能看清楚你的能力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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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视剧很快让徐峥积累起了相当的知名度，虽然在《春光灿烂猪八戒》播出后，被人当街叫“猪八戒”让他颇为尴尬，“但那部电视剧让我认识了陶虹，它的意义更接近于生活本身，纯粹是欢乐的回忆。”
徐峥对拍摄电视剧的感情有些复杂。一方面，这让他顺利过渡到了一个更为安稳的生存状态，但另一方面，这也让他怀疑，自己是否和心中的艺术理想正渐行渐远。“说白了，开始拍电视剧还不是基于惰性吗？懒得去做自己的事情，到最后只能在别的事情里充当被动的角色。当然，它能让你挣到钱，也能带来一些别的东西，但慢慢地，你会发现你永远在别人的局里、做别人的事情，而‘别人’其实也在更‘别人’的被动局里。有时拍完一部戏后，我会有挫败感。演员这个职业本来就充满了被动，我却让自己完全束起了手脚。”
《李卫当官》是一个转折点：“那部戏讲的是‘世道人心’。制作团队其实深谙中国历史，他们用社会学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现实。我觉得，那比我原先在象牙塔里寻找的艺术感觉更贴近现实，更贴近观众，更贴近‘人’。”
刚拍完的时候，徐峥并没有什么深刻的感触。旅行的时候有观众认出他来，围过来聊感受，他看到形形色色的众生相，“他们年龄各异，身份不同，他们并不是某个演员的粉丝，而是实实在在生活的大众。”这在徐峥的文化观上撬出了一丝裂口，“之前的理想是，我要成为一个艺术家，要表达自我，要建立一种艺术理念。《李卫当官》的制作团队让我看到，这批人在做一些作品的时候是有文化使命感的，他们会考虑怎样去传承、怎样去输出一些价值观的东西。”他觉得自己的题目里，应该有一个大文化的方向，要更明白地问清楚自己，到底想表达什么？
“我以前老是觉得我看的书比别人多，我是知识分子，所以我应该找到自我的诉求。可文艺腔特别害文艺青年，它让你接不上地气，你只能传递一种小众的东西，甚至可以说，你传递不出实质性的东西，只有一种气息和腔调，你无法去影响别人的价值观。艺术应该是一种手段，个人那些东西，应该放到后面去。”
再回话剧舞台，徐峥的号召力已经今非昔比，他也选择了一些更为商业的演出，比如《兄弟》、《最后一个情圣》、《资本·论》等等。但无论是话剧还是电视剧，都没有出现让徐峥真正满意的作品，即使能看到剧本的不足、人选的不合理、制作的提升空间等等问题，他仍然只停留在“如果我能掌控更多”的假设层面，甘于服从自己“被聘演员”的角色。
“我不是一个很专注的演员。因为一直没有碰到特别好的剧本和机会，最后我不得不放开视野，去关注作品本身——我唯一的希望，只能是作品会更好一些。这也迫使我关心起更多问题，比如作品的经营、宣传，完全是站在一个制作人的角度来看待作品以及演员在其中的位置。我的表演谈不上好或者不好，只是符合了某个位置、达到了某个标准就完了，没有往更好的方向再进一步。”
如果徐峥有幸遇到一个与他惺惺相惜又愿意雕琢他的导演，大概他自己永远都不会走上导演之路。拍摄《人在囧途》时，徐峥往往不得不自己临场修改剧本和拍摄方案，对影片的参与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一个演员的范畴。 续集的筹备初期经历了许多波折，电影几次立项又几次更换投资方，在种种天翻地覆中，徐峥渐渐成为了真正的核心人物，但他始终没有下定决心来自己攒这个局，“真的要自己来扛那些事情，又觉得有点儿懒，最好有个导演张罗全部。”到最后，他发现只有自己明白方向该怎么走，也只有他往前迈一步的时候，所有人可以一起“轰”地前进一步，“到那个程度，我才觉得比较放心，也觉得能掌控了。”徐峥正式接下了导演一职，并把电影定名为《人在囧途之泰囧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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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峥在《泰囧》中扮演的“徐朗”像是另外两个角色的镜子：一面映照出王宝强扮演的王宝的那份天真美好，一面反衬出黄渤扮演的高博那种利益至上不择手段的性情。徐朗不断在善和恶、情和利之间挣扎，自诩为精英，却陷入一环又一环的窘境之中，更接近一个真实小人物的境况。
不过，直到现在，徐峥仍然无法详尽地描绘出“徐朗”这个人物的特质，“一定要说，可能就是那种穿着西装在机场柜台和工作人员吵架的人，很急躁，但并不是坏人。”“徐朗”不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才酝酿出的结果，再多几部作品，徐峥可能才会对这个人物了解得更透彻一些。“周星驰也好，憨豆先生也好，他们都演了许多部喜剧，但贯穿前后，他们演的其实是同一个人。”
从导演的角度自省，徐峥觉得这部电影“拍得有些遗憾”：其中的自我表达不够充分，过于拘谨也过于安全，错失了“第一次”被允许的冒险机会。只是在《泰囧》破了12亿票房之后，所有人的眼光已经被裹挟去了另一个方向，如今的结果，让他感到好像怀揣着一台“无法调回正常响铃模式的手机”。
“我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。如果票房没那么高，就是正常的三四亿，我的自信和现在12亿票房的自信其实是一样的。我对自己优点和缺点的了解，正是我在创作上可以那样安全地去控制的重要原因。”他更为后悔的是，自己到40岁才拍了第一部电影，当他知道宁浩比自己年轻的时候，心里很有些唏嘘，“做导演像是我所有之前积累的总结。我应该早一点儿下决心投入创作，我的产出应该是散落在之前这些年的。”
他一直记得当年和画家薛松在一起胡乱厮混的日子。那时薛松烧报纸边拼毛主席头像，做他的当代艺术，由于天天在家里点蚊香创作，一次还烧了屋子，被领导责令写检讨。一年圣诞节，两人一起偷了棵圣诞树，从雪地里一路拖进朋友的酒吧，酒吧里挂着一溜儿薛松的作品，他们都希望会有外国人掏钱买下其中的几幅。
“现在薛松的画卖到几千万一幅，天哪……我的意思是，如果你坚持走一条路，一直坚持，总能走出点儿名堂来。人越别扭的时候，就越应该开始创作，哪怕在那个时期失败了，都是种特别好的积累。我开始勤奋的时候，难免会被家庭和孩子牵绊，会有点儿顾不过来。现在只能后悔年轻时浪费了大把时间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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